[摘要]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、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发表题为“为什么合法的土地转让权很重要———成都改革实验的启示”的主题演讲。
问与答
问：成都的经验是不是还是靠政府起主导作用，如果上升到政策制定层面的话在多大程度上有普遍性？
答：成都的情况也可以说是政府主导，但是必须分清楚什么是政府主导，它的含义非常模糊。通用的模式是政府把农民的地拿到手里再拍卖。但是这样政府就变成游戏的一方了。我的看法是成都的政府主导里头包含另外一个内容，即确定农民的权利，承认农民的权益，搭建一个交易的平台，承认农民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合法性。
北京市郑各庄现在的情况也类似。北京几任市委书记到郑各庄都说搞得好，但是国土部门不敢去，因为一去就面临违规的问题。原来就是耕地，现在都变成建设用地了，都变成高密度的空间了，跟现行的法律法规正面冲突。
要搞产权确权没有市委市政府发的文件不行。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，但是还要看政府是不是帮助农民确定权利，允许这个权利运转起来，给这个权利提供一个合法的空间？为什么合法空间很重要？因为这涉及预期的稳定。如果政府不保护它，甚至打击它，那么这个交易不可能长久。
这个经验是不是可以带动。我的看法是抽象的东西才会变成性的，任何具体的操作都有地域性。所以就要对成都的经验进行抽象。
政府要用自己的合法强制权力确定给农民权利提供保证，然后给权利的运转、转让提供平台，组织市场秩序，组织公平的交易，然后发现价格，用价格来配置城市化土地资源。这种抽象层面的经验是的，当然还要取决于的立法和政策制定者们怎么看。
问：成都政府的做法是只当裁判员，不当运动员，那么政府的收入会降低，那它们为什么还有这个动力去做这件事情？
答：这是非常好的问题。不过要看到，首先，现在在成都的改革当中，成都政府还远远没有纯粹变成裁判员，一年五万亩的土地还在征，这个停了成都的建设就会受影响。我们现在也不敢说成都已经完全成功了，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关注到了一个问题———如果集体交易越来越大，土地财政怎么办？所以我们有一个子项目研究，结论是征地收缩以后，地方财政的基础要发生变化，要逐步扩大资源税和房产税，让地方的财政收入不再是当运动员获得的收入。
这里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，就是当征地收缩以后，现有的地区财政平台怎么转型？这是一个我们在研究当中的问题。好在现在已经开了几个头，就是进行资源税和房产税的试验，把这个跟收缩征地结合起来从长远来看是非常重要的。
问：土地流转这种模式非常好，会不会出现比如说有一天北京的土地少了，把湖南的耕地、宅基地指标卖给北京这样的情况？
答：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我们也在研究半径的问题，结论是半径越大差价越大就越好。经济规律是在越穷的地方，地价就越低，在市中心地价则较高。我下乡在黑龙江，我今年到下乡的地方看，当时的连队全拆掉了，形成小集镇，这叫垦区的城镇化。连队一拆掉，建设用地算下来节约40万亩。现在当地不知道怎么用了，只能是复垦打粮食。
我就跟当地人说，这建设用地里头还有资产呢，就是原来盖房子的权利。如果能把40万的指标卖到重庆去，或者把贵州的地卖到上海去，这对城乡统筹、对区域协调发展、对收入分配意义非常的大。当然，现在中央政策是不允许跨省交易的。为什么禁止跨省呢？就是担心执行上有问题。下一步能不能跨省，挑战很大，还要一步一步来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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